華體會體育入口國際社會概念在英國學派理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它是該學派的重大貢獻和“旗艦”思想。國際社會概念“概括了英國學派關于國際關系構成一套社會關系的中心觀點”［９］５。這種聚焦于國際社會的研究可以置于更廣泛的國際關系一般研究方法之中，它“通過考察意義和社會價值的國際結構而不是國際權力結構，來理解國家利益和國家行為”［１０］２。該觀點部分抓住了要害，但需要做進一步的說明。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在“權力”結構與“意義和社會價值”結構之間做了明確區別，但同樣重要的是，國際社會概念對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的觀點提出了挑戰。它不是嚴格的二分法，而是試圖將兩者融合到單一的“社會權力”領域：社會價值因此成為權力的構成要素，而不是與之完全對立的要素。若是如此，我們必須承認，這些社會關系不是截然不同于權力的要素，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構成權力的要素。

　　對國際社會概念的明顯特點，許多分析人士依然保持著一種要繼續尋找國際社會概念的“神秘性”的意識［１１］１３３。而且，就本文的用意來說，這一概念仍然沒有得到充分利用。雖然國際社會概念大致描繪了管理國際關系的社會框架，但關于其準確的理論作用仍然沒有得到充分解答。筆者將簡要概括國際社會的許多一般性主張，在弄清大量其他同源概念的過程中闡述國際社會的包容性作用。由此，國際社會概念可以提升到一個基本理論工具的地位，而不只是充當一個粗略地描繪社會的工具。華體會體育網頁這有助于超越其目前的理論地位，特別是有必要考慮聚焦于國際社會規范結構的變化或者說“規范分析”。這符合國際社會未來研究議程的訴求，即“在規范秩序正在變化的維度中”［１２］６７尋求理解其“變化的驅動者和動力”［１３］。

　?。拢酰欤鞂H社會曾下過一個被廣為引用的定義：“一群國家意識到它們之間存在著一些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從而形成一個社會，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相信在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受一套共同規則的約束并且它們分享共同制度下的利益?！保郏保矗荩保车?，Ｂｕｌｌ只是對國際社會做了寬泛的界定，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揭示支撐它的特定理論概念。為此，首先需要建立國際社會與合法性之間的基本聯系。筆者曾指出，我們需要更簡約的國際社會理論，而合法性提供了解決問題的關鍵［１５］。在Ｗｉｇｈｔ和Ｂｕｌｌ之后，大多數關于國際社會的論述都是基于利益、價值、規則和制度或這些要素的組合［１６］１２［１７］１８８［１８］６１。這種多樣性使國際社會難以確定為一個固定的概念：對國際社會的承認究竟需要多少那樣的要素？解決這個問題的一種方法，就是揭示國際社會分析家一直混淆了國際社會是由什么構成的和國際社會建立了什么這兩個問題。事實上，他們花費了更多時間討論后者，而不是前者。因此，英國學派理論家根據其獨特的制度如均勢、戰爭、外交、國際法和大國作用等來界定國際社會，就顯得不足為奇了。有些學者甚至更狹隘地認為，僅有國際法就可以構成國際社會［１９］２０。然而，總的來說，學界從未完全搞清國際社會與任何一種特定制度之間到底存在怎樣的關系。為此，我們主張將那些特定的價值和制度與更本質和更簡約的國際社會概念區分開來。

　　我們這樣做并不意味著這些制度不重要，而是認為只有首先使已經存在的社會承諾成為可能，這些制度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因此，我們應該將國際社會界定為一套歷史上變化的合法性原則，而不是特定的規范（如主權）或制度（如國際法）。這些原則不排斥國際法，但其范圍通常更廣。它們并不一定通過制度來表達，其最基本的形式是假定國際社會有條件地接受有約束力的相互義務，這種相互義務賦予特定合法性原則以意義。因此，在Ｂｕｌｌ的討論中，他重申的潛臺詞是受到“約束”的意識［１４］１３。同樣，Ｗｉｇｈｔ定義的國際社會概念是強加“一定的道德的和心理的甚至法律的義務”的社會［２０］７。事實上，這種義務觀一直位于國際社會的核心［１６］１２［１７］９８－９９［２１］２４－２５。當然，這是有待證實的概念：什么地方有受到約束的意識，那里就存在國際社會?？傊?，承認這種社會約束是合法性實踐存在的另一種方式，這是國際社會雖簡約但最本質的概念。這個概念的重新定位有重要意義，因為它確定了合法性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并使合法性原則成為其必要的屬性。這樣做的意義現在可以在國際社會與權力、合法性和責任等相關概念的理論關系中得到必要的理解。

　　在國際關系文獻中，各種關于“非社會”權力概念的討論十分常見。許多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關于權力的論述一般將權力的社會和思想要素排除在外。國際關系關于權力的思想基本上是通過物質性權力分配的語言來表達的，但這一直是其主要缺點［２２］３８。筆者已在其他地方對優勢地位與霸權做了鮮明對比，以進一步說明物質權力與社會權力的區別：優勢地位只是基于物質資源的基礎之上，而霸權則明確地基于合法性之上。一些分析家傾向于對兩種相互競爭的霸權理論（一種基于物質性權力，另一種基于規范）做出區分［２３］１５４。而筆者認為，只有規范的闡述才能提供關于國際社會中霸權概念令人信服的解釋，這要求我們對優勢地位與霸權做出明確的區分。此外，還需要區分權力轉移與霸權更迭的概念［２４］。這些認識對于解釋挑戰國的崛起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在普遍預期美國與中國之間“權力轉移”的背景下。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個話題是在高度關注優勢地位的擴展時提出的，而權力轉移只不過是“靜止的”優勢地位的生動說法［２５－２６］。然而，與一般的常識不同，霸權更迭不只是大國物質性均勢的轉移。

　　同樣，我們經常遇到貌似非社會的責任概念，認為責任直接來自于擁有高度的物質能力，而不是行為體彼此社會關系的屬性。但很難想象，任何責任感都是真正非社會的。如果沒有對某人負責的擔當，更不用說責任需求所賴以建立的原則以及責任概念所具有的實際內容了。然而，正是能力與責任之間這樣明確的聯系，被視為《聯合國憲章》條款的核心。在起草該文件時存在廣泛的共識，即要求“某些國家履行的義務與它們影響該組織決策的能力之間有一定關系”。簡言之，“權力與責任應該緊密聯系在一起”［２７］１９９。因此，正是它們的實力和資源構成了其責任的來源。Ｗａｌｔｚ在建議那些能力最強大的國家承擔特殊責任時對此清晰地給出了一個相關解釋：如果它是單方面的宣稱，那么這種責任的意義是什么呢［２８］１９８？Ｗａｌｔｚ的解釋是我們能發現的最接近非社會的責任概念，但他解釋的責任的真正意義究竟指什么，還有待探討。

　　當然，很難確定所有非社會的合法性概念之意義，這是前面強調需要在國際社會內確定合法性地位的原因。正如Ｆｒａｎｃｋ所指出的，有些“共同體”觀念對理解合法性思想是絕對必要的［２９］２６。然而也有學者認為，合法性在國際中是重要的，但他們沒有設法在任何社會結構中確定其地位，Ｋａｇａ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３０］。另一個試圖探討合法性的例子是亨利基辛格，他關于合法的國際秩序概念完全是在現實主義框架下進行探討的。他認為，合法的國際秩序創立于１８１５年，但１９１９年后再也沒有出現過。不過，準確地說，基辛格論述的并不是嚴格的非社會的合法性概念，因為他僅僅將該概念局限在一個非常有限的大國俱樂部。所謂合法秩序，就是每個大國都能接受的秩序。事實上，正是在此種認識的基礎上，基辛格充當了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美國與中國關系正?；脑O計師，目的在于構建一種類似的“合法秩序”［３１］。因此，那些懷疑合法性的重要性的更常見方法，不是認為存在這樣一種非社會的合法性理解，華體會體育網頁而是貶低合法性的整體意義［３２］。

　　與各種非社會的概念不同，這里提出的解釋是把權力、合法性和責任三個概念整合進一個共同框架內的國際社會方法，這種方法具有相當大的理論優勢。因此，權力與合法性顯然不能被看作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們很難想象，一方面認為權力是完全不同于合法性的東西，而另一方面又講合法性是由社會權力構成的。一旦理解了這種聯系，我們就會明白，華體會體育網頁權力不僅是一種物質現象。最后，我們必須考慮國際社會與“責任”之間的關系。責任分擔是一種深刻的社會權力形式。因此，責任分配可以理解為一種獨特的合法性實踐，并在國際社會的框架內得到最好的解釋［７］５。特殊責任的重大價值是既承認權力，又體現規范，但前提條件是取得社會授權。但責任怎樣涉及規范的權力和權力的規范之間的互動呢？責任成為權力的重大制約因素，抑或責任是權力的派生物？